2018-12-06 04:30:00
兩個月前，我在《美國政壇的系統性腐化》和《從Manafort案談起》兩文中，解釋了現代美國的政治腐化已經是全系統、全層次、深入核心、人人有份的，只要隨便掀開一塊石頭，下面必然是爬滿了腐蛆。但是平常自然沒有媒體或個人膽敢/能夠去掀開真相；剛好美國政壇的建制派爲了與Trump所代表的民粹派鬥爭，派任了Mueller為特別檢察官去調查Trump身邊官員和外國金主的交易，我們才得以管窺美國政治的腐敗現象。
今天（2018年十二月5日）消息傳出，Mueller決定Trump的前任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Flynn已經充分合作，把和俄國交涉的過程交待清楚，所以不必坐牢，只處以罰金。這完全不出人意料，因爲Michael Flynn原本是高級將官，從政只有2016年的幾個月，和Trump一點淵源都沒有，現在就算為前老闆撒謊到底，也不能指望自私刻薄的地產商人會因此而對他特赦，所以乖乖招供是唯一的理性選擇。真正有趣的新資訊，在於一同公開的一件附帶消息：Flynn未登記而成爲外國説客，不只服務了俄國，土耳其也是顧客之一。
目前已有的訊息是，土耳其在2016年七月軍方發動政變失敗之後，Erdogan政府在八月就聯絡上Flynn。當時Trump還沒有當選，一般人都認爲他機會渺茫，Flynn做為競選團隊中的顧問，居然在三個月内就拿到53萬美元的報酬，一直到大選結果出來，才結束。我們不知道是因爲Flynn覺得真要當官了，繼續拿錢風險太大，還是因爲準備上臺，要求加錢太多，土方負擔不起。但是一個衆人不看好的競選團隊成員，動動嘴就有這樣的錢可拿，那麽像是Hillary的團隊要價多少，大家可以自行想像。
本周稍早，Manafort案也有進展。Mueller向法院報告說Manafort的所謂合作，虛情假意、純屬敷衍，要求立刻從重判刑。Manafort和Trump也沒有什麽淵源，那麽他爲什麽甘冒大險，一方面和Mueller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和Trump的律師團隊暗通款曲，把檢察官所問的問題轉告給他們呢？我認爲唯一合理的解釋，是Manafort和Flynn不同，他幹這行生意已經30多年，骯髒齷齪的事太多、牽扯到的大人物太廣，如果通通交待出來，後果無法控制，所以只好鋌而走險，希望Trump會願意為他付出特赦的政治代價。而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知名的大人物們，自然也會幫他在Trump面前説話，所以特赦的機會要比Flynn大得多。
從這個角度考慮，就能很好地解釋另一個奇怪的現象：Trump多年的法律助手Michael Cohen，也選擇和Flynn一樣乖乖和Mueller合作，而Manafort這樣的短期外援，反而願意守口如瓶。上周有報導，Cohen之所以“變節”，是因爲他判斷Trump會斷尾求生、落井下石。一個與Trump共事十多年的人，應該很瞭解他的涼薄性格，而Manafort這樣老謀深算的政客，又沒有什麽交情，卻情願把身家性命交到他的手上，背後不見光的權力交易，可想而知。
Manafort的專業，主要對外。美國政壇臺面下真正的大筆交易，其實還是來自内部，例如Cohen的“客戶”都是美國國内的。不過因爲這行生意太過成熟，謀食者眾，才逼得Manafort等人向外開闢藍海市場。就像中國的手機工業一樣，國内競爭太激烈了，自然會有小米到印度投資設廠的事。
内部腐敗的成果是什麽？去年為財閥們大幅減免所得稅和公司稅，顯然是Trump至今最大的成就，但是還有成千上百其他的小法案，一般老百姓根本不會注意，也注意不了，美國的主流媒體當然也不會去分析。我在這裏舉一個很小的例子，也就是在前述2017年減稅法案裏夾帶著的一個項目，叫做“Opportunity Zone”（“機會地帶”）。
所謂的“Opportunity Zone”，就是美國聯邦政府指定了人均收入為大約最低10%的縣（County），任何公司和個人只要在這些地方做任何超過7年的投資，就可以抵掉其他收入的資本利得稅。乍看之下，這好像類似中共在貧困縣所做的扶貧工作，實際上根本是兩回事。
這是因爲美國的這個法案對所謂的“投資”完全沒有限制，所以私人資本自然選擇最安全、報酬率最高的項目，也就是房地產。其結果是幾百個新的REIT（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房地產投資信託）馬上出現，專門炒作這些地區的住宅、商業和農業地產。換句話說，聯邦政府用減稅去補貼房地產商炒地皮，當地的人民面臨的卻是高漲的地價和房租。
因爲這個項目很新，所以它所造成稅收損失和經濟上的浪費還很難精確估算；我個人覺得在未來20年，應該會遠遠超過千億美元級。當然只要美元仍然是國際儲備貨幣，就算是十萬億美元的浪費也很容易解決（解決的方法叫做“量化寬鬆”）。不過這裏幾千億、那裏幾千億，通通加起來，還是有局部壓力的，所以也就難怪美國的財團和富豪們不再只看著來自中國的利潤，而開始支持民粹、遏制中國崛起；其目的是維持美國的霸權，因爲只有如此才能保護他們“既有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所以中共政府在和美方談判的時候，不能再單純指望財團勢力會壓制美國國内敵對中國的企圖；在戰術上偶爾利用個別富豪還算可行，但是在戰略上必須有長期抗戰的準備。
【後註一，2022/03/10】昨天美國國會在拖延了五個半月之後，終於通過了這個財年的年度預算，總額一萬五千億美元。然而這裏真正重大的消息内容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只有《CNN》的一個評論員做了公開討論（參見《Congress just got its secret weapon back》）；我鼓勵讀者去深入瞭解，這裏簡單總結一下。
美國政壇素來是衆多利益集團分贓的平臺，尤其國會有個傳統，容許各別議員設法在聯邦預算法案之中明列專項，把錢花在自己的選區；這在口語中叫做“Pork Barrel”，專業術語叫做“Earmark”。2008年John McCain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大選；他一生痛恨Earmark，所以也將其列爲主要競選議題之一。雖然他落敗給Obama，共和黨卻在兩年後的期中選舉奪回衆議院，新任衆議院議長Boehner是McCain的知音，成功修法禁掉了Earmark。
然而美國社會已在全面腐朽的過程中，禁掉了合法的腐敗，除了鼓勵非法的腐敗之外，還有遠遠更嚴重的副作用：亦即沒有了臺面上的利益交換，建制派因而失去對社區和議員的掌控能力，大幅加速了右翼民粹的興起。正是這一群極端選民和他們所支持當選的新議員，先在2015年成功逼迫Boehner下臺，然後在2016年把Trump捧上總統大位。
當前民主黨議員團隊眼看著在年底的期中選舉將會喪失衆議院的多數，在失去政權之前大家趕緊先撈一票是人情之常，於是默不作聲地解除了12年來對Earmark的禁令，不過爲了遮掩，把它改名為“Member Directed Spending”。未來幾年“MDS”有可能成爲美國政治新聞裏的新詞匯，不過其所描述的現象，卻是遠自幾百年前英國首創Parliament之初就一直流傳至今的。
【後註二，2024/09/10】自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2010年訂立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之後，美國政界一直有呼聲想要進一步提高銀行業的資金準備率（這個倡議有一個很好萊塢的名字：“Basel III Endgame”）。經過14年的折衝，昨天消息傳來，大銀行終於成功地將新法規閹割至徒有其表的程度，參見《Biggest US Banks’ Capital Hike Chopped in Half in Latest Plan by Regul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