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6 16:17:00
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了英國早美國一百多年稱霸，現在已經過了盛極而衰的階段，進入一個停滯但是穩定和富裕的社會。相比之下，接棒成爲世界霸主的美國，崛起的過程更爲突然，衰落得卻也更快；在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指標上，僵化和腐化的程度都比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所説的“僵化”，主要針對經濟上的垂直流動性（Vertical Mobility），也就是貧苦子弟晉身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後裔加入“菁英”（“Elite”的定義很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所以有必要在此澄清：我在這裏所指的，不是文化、教育和思想上的菁英，而是能獨霸經濟成果的財閥和其他社會頂層權貴，亦即美國人所稱的“1%”）之列的機率。在冷戰後期，原本以垂直流動性高而著稱的美國社會，進入反轉；冷戰結束後，這個過程持續加速，至今美國已經是先進國家中，社會流動性最低的國家之一。雪上加霜的是，不但階級之間有了極深的、難以跨越的鴻溝，中低階級也被結構性地剝削，以致這個鴻溝越來越寬，例如中位收入在過去30年基本停滯，經濟成長的成果，有90%以上進了1%人的口袋。這兩個現象，在英國也有發生，但是程度上就比美國要輕得多。
我在幾年前已經解釋過，這個現象始於1970年代初，美國財閥針對詹森總統“Great Society”政策的反動。在實際演化過程中，有三條重要的主軸：
1）公辦義務教育的退化，使得中下階層學生在大學入學的時候就已經面對很高的競爭門檻，先天性地被淘汰出菁英階級的備選之列。這個問題來自白左教育“專家”的愚蠢，和既得利益階級在宣傳和政治兩方面的鼓勵和縱容。英國至少已經認識到其嚴重性，并且著手改革；美國則毫無改革的動機和能力。
2）去工業化和經濟金融化過於激烈，使得中產階級的轉行及適應成爲不可能的任務。金融先天就有獨占市場經濟利潤的趨勢，全球化更推動外包生產這個以放棄就業來換取利潤的高招，在放任經濟學（Liberal Economics）主導的政策下，兩者都必然被推到極致，以追求獲利率的歷史性新高；英美在這方面的表現是一致的。但是薪水階級也必然面臨隨時可能失業和無法要求加薪的囧境，英國至少還有全民健保和其他福利保障，美國在這些方面比起第三世界還頗有不如。
3）政治階級的腐化，和中下階級選民的愚化，兩者相輔相成，確保了任何改革的動力，都被“斗轉星移”（即姑蘇慕容氏的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而反而創造進一步加劇階級鴻溝的新裂痕。這個過程，我也早已反復論證過好幾次了，但是這兩年的發展，尤其是Trump當選後的倒行逆施（例如為富人減稅），仍然遠超任何理性的預期。這種歷史性的民粹化，是一個量變而成爲質變的現象。
我在下一篇文章會詳談一些相關的事實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