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科研】對楊振寧被PRL退稿一事的分析

兩天前，《觀察者網》的科技編輯寫電子信函問我對《光明網》上批評楊振寧被PRL退稿一事的意見。我原本又以爲只是私下通訊，所以寫得很精簡，純粹就事論事。他們刊出後，我原想再增潤一些評論，但是後來仔細想一想，覺得這些評論主觀氣息比較濃厚，離題也比較遠，所以還是在自己的部落格可以囉囉嗦嗦講清楚較爲合適。《觀察者網》上的文章可以參見http://www.guancha.cn/wangmengyuan/2017_09_21_428018_s.shtml；為大家參考方便，也同時錄於正文之後。

首先，我對《光明網》寫文章的作風很不同意。他的事實根據就只是上周朱邦芬發表的《回歸後楊振寧先生所做的五項貢獻》一文中的幾句話，後者本身明顯只是引用楊先生自己書中的回憶，而這些回憶講的那篇論文也同樣在Public Domain，百度一下自然就有了。要做任何評論，最最起碼應該先仔細讀一讀楊先生那本書裏的記載；合理的則是找出那篇論文，然後由專業人員做客觀判斷，結果《光明網》什麽都不做，然後就寫了一篇負面的懷疑和質詢，還不公開直接地說，繞著彎子只提出模糊的疑問，讓有識之士不方便反駁。這真的是既懶、又不誠實、還極端不負責任的惡劣態度。我以前已經一再解釋過，散佈謠言比澄清謠言要容易好幾萬倍，媒體界如果以造謠為能事，習以爲常，如臺灣那樣，那麽就是愚化民衆的凶手，最後只能使國家社會沉淪。

經過分析之後，楊先生那篇論文被《Physical Review Letters》拒稿顯然是因爲題材不夠熱門之故，和研究水平高低沒有關係。我看了看讀者的評論，注意到大多數的專業研究人員都對學術界追求熱門流行的現象很熟悉，但是很少有人質疑這個現象本身的好壞對錯。上次我評論張首晟一事，批評他是專門”追救護車“的，居然還有人說本來做學術就應該這樣，我對追救護車的負面態度是好高騖遠，誤導學子。其實當時的話題是張首晟把自己吹噓成諾貝爾獎熱門，而諾貝爾獎最重要的評選標準之一就是創新性，絕對不應該是追救護車的研究；進物理這個領域，則當然不應該是為了想得諾貝爾獎。那麽把諾貝爾獎的標準和入行的理由扯在一起，純粹只是運用了轉變話題、自己樹靶自己打的狡辯術（英文叫做Straw Man Fallacy）。那人是中國高能物理界的教授，對我揭露他們欺世盜名的騙局心有不甘，所以不顧是非搞出這種有意的中傷是可以理解的，比起美國超弦論者對Peter Woit的人身攻擊，也不算是太惡毒，但是其他理工領域的也跟著起鬨，則不但是受了騙，而且也失去了一個對自己行業反省的機會。

專業期刊只登熱門的題目，研究者為了出論文，也就只能追救護車，這不止對行業自身不是好事，對人類社會更有長期的負面影響。不追救護車，並不意味著孤注一擲、只想打全壘打，反而是可以研究千千萬萬冷門的題材，而引領出看似微小但仍然可能重要的創新。所有的人才都專注到少數幾個熱門的項目上，不但必然有重複浪費，而且一個行業自身不可能有對人類世界的全局觀，靠Herd Mentality（獸群心態）而自我定義的重要題目，也就會有偏差，挂一漏萬，何況尖端的研究方向，原本就不可能事先準確預期有多大的發展。現代學界的終身教授制，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建立的：雖然明明知道必然會有懶人、庸人鑽漏洞，像海鞘一樣安定下來就先消化掉自己的大腦，但是兩害相權之下，不讓教授能安心鑽研冷門的題材爲害更大。中國學術界的管理者應該好好想清楚這個道理，然後對目前兩害兼有的半吊子制度做出適當的改革。

我不但與楊先生從未謀面，原本連他的論文都沒有讀過。這是因爲他比我早了兩代，所創作的理論又極爲重要，早已被後人詳細整理闡述，我也就無須去讀原版。但是我在臺灣清華求學時，就聼剛從美國回歸的師長提起，說楊先生的論文，文字極爲簡練、直接、易讀，然而邏輯嚴謹、環環相扣、無懈可擊，是完美的專業寫作風格。我後來自己到美國，花了十年以上練習寫作，一直都把這個評語記在心裏，作爲努力的目標。如果我的讀者也覺得我的文章，夠得上同樣的形容，那麽那些努力就不算白費了。

【後註】國際大學術期刊因爲有獨占地位（Monopoly），在找評審的過程中十分邋遢隨意，歐美學術界也詬病已久，參見這篇文章：https://forbetterscience.com/2018/01/15/how-elsevier-finds-its-peer-reviewers/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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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的《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一文引起热议，文中提到杨振宁回归后投稿国际著名物理学期刊PRL遭拒，从此将科研文章主要投给中国物理刊物《中国物理快报》的往事。此后，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杨振宁投稿权威期刊遭拒一点不奇怪》，认为“对于一个获得过物理学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一本国际著名的物理学期刊怕是不敢怠慢之”，这样的期刊拥有“‘冒犯’业内大咖的底气和勇气。”

相比PRL的“勇气”，光明网评论员又引用朱院士文章的例子，指出发表杨振宁这篇论文的《中国物理快报》，曾被杨振宁批评学术诚信问题。

杨振宁投稿国际期刊遭拒，却在中国期刊顺利发表，真的是因为国外审稿比中国严？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孟源，他提出了不同意见。

王孟源博士答观察者网：

杨先生的这篇论文，讲的是Yang-Baxter方程式。它并不在高能物理的范畴内，而属于数学物理，所以我对这个题目不熟。

不过杨先生发明这个方程式是在1967年，当时解释强作用力的QCD（基于杨先生的Yang-Mills方程式）还没有被确立，高能物理针对强作用力的流行理论是Scattering Matrix。虽然后来Scattering Matrix用在强作用力上被证明是死路一条而完全放弃，但是杨先生所写下的Yang-Baxter方程式（我并不是说Y-B方程式是为强作用力而发明的；杨先生把它应用在一个一维的量子力学Toy Model上，但是它对所有的Scattering Matrix都适用）在其他的数学领域也有应用，所以流传至今。

虽然我不能确定Physical Review Letters评审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不过从信件来看，第一个评审的确是假设2009年的C.N.Yang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只不过名字刚好和1960年代的作者相同，而且从语气来看，他并不知道1960年代的那个C.N.Yang写下了Yang-Mills方程式并且得过诺贝尔奖。他对杨先生新论文的题材也不熟，只不过去查了一本书（法文的，所以这人大概是法国人），然后就说杨不可能超出那本书的范围。我想这人无知、无礼，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二个评审没有这个问题，他显然知道杨先生是谁。从他的口气，他的专业也的确是数学物理。他所说的退稿的理由，是1）论文讨论的只是一个n=6的特例（“Lack of Generality”翻成“缺乏广泛兴趣”是错的，应该翻成“不能广泛适用”才对），2）没有物理应用；杨先生则显然不同意。

我对这个题目没有专业知识，所以杨先生的论文有多重要、是否有前例等等的问题，我是不能置评的。不过我找到了那篇论文，看了一遍，可以确定退稿的理由1是不成立的，因为杨先生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虽然我只用n=6来做讨论的实际例子，但是所得的结论对所有的n都成立。

至于理由2，杨先生的论文第一句话就说，最新的实验可能可以检验原本只是Toy Model的这个一维模型，不过到底是否真的如此，我不知道，因为这些实验属于低温物理。然而这个评审是做数学物理的，所以我觉得他也不可能知道。如果他特别为此去请教做低温物理的同僚，就应该要提起，但是他没提。

好，可以用逻辑确定的讲完了，这里我做些不太确定的猜测：

首先，这些期刊的评审对中国作者的论文，一般会有歧视；我指的是从中国发的论文，而不是在欧美研究机构任职的中国人的论文；这大概是第一个评审的心态。

其次，对上一代的研究者，他们也会歧视；尤其杨先生算是上、上、上一代的，自然更是会被另眼相看；这应该是第二个评审的心态。

不过，我个人猜想，这个事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物理界也讲流行，而过去40年，除了高能物理完全撞墙之外，其他领域的进展也越来越慢。

既然真正的突破越来越少，每个突破越来越难，而发表的论文却越来越多，那么集中在个别题目的论文数量自然成指数成长，绝大多数都是我说“追救护车的”。这一代的评审们从学生时代，就习惯如此，做到正教授、当了期刊评审之后，拿到别人的论文，还是简单一看是否属于正在流行的少数几个大题目之下，如果不是，基本就准备要丢到垃圾桶去了。

杨先生来自一个不同的时代，所以自然不能理解今日评审对冷门题目的轻率藐视。

希望你觉得我的分析合理。

杨振宁在书中附自己和《物理评论快报》的两轮邮件往来：

摘自《Selected Papers of Chen Ning Yang II： With Commentaries》，杨振宁，2013年。图源：科学网 湖南大学物理教授刘全慧。

光明网评论员：杨振宁投稿权威期刊遭拒一点不奇怪

今天（9月20日）有媒体报道说，近日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物理快报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主编朱邦芬在《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一文中披露说，8年前，杨振宁曾向其熟悉的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投稿，但却遭到了退稿。据说，杨振宁在2013年出版的自选文集（《Selected Papers of Chen Ning Yang II: With Commentaries》）中，也提及了这次令他感到“滑稽和烦恼（funny and troubling）”的被退稿一事。

上述报道转述杨振宁书中所讲称，2009年6月，时年87岁的杨振宁向《物理评论快报》投稿，论文由他一人完成。因为多年没有联系过《物理评论快报》，杨振宁在投稿时做了简单的说明，列出自己曾在1967年和1969年就1维δ函数作用发表过的文章。“现在，我带着这篇新论文重回这个领域。”杨振宁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

显然，作为国际物理学界的著名刊物，其编辑不识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一个多月后返回的一位同行评议者认为，新作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同名者（即杨振宁）’在1967年所发表的论文中”。“两天后，另一位同行评议者的反馈传来。反馈的开头是对杨振宁过去工作的肯定，赞扬其分析能力是‘传奇般的’。对于新作，同行评议者表示，据他/她所看，结论都是正确的，但认为这并不合适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原因是‘缺乏广泛兴趣’和‘缺少新的物理’”。对此，杨振宁写道，“我不知道是该觉得好笑还是被冒犯”。于是，“杨振宁将该文章投给《中国物理快报》，并在次月（9月）顺利发表”。

“一个多月后”才返回同行评议，与“在次月（9月）顺利发表”相比，其中的原因恐怕还不只在于期刊来稿量的大小和编辑效率的高低。一般而言，对于一个获得过物理学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一本国际著名的物理学期刊怕是不敢怠慢之——无论从态度上，还是从稿件内容上，否则这个专业期刊便不足以在界内维持其声誉。也许正是基于此，这样的期刊才有了“冒犯”业内大咖的底气和勇气。

不过，对于《中国物理快报》来说，其能得到《物理评论快报》退回的稿件并迅速发表之，也正可补课上世纪60年代被学界讨论过的问题。这也正如《中国物理快报》主编朱邦芬教授所言，杨振宁上述稿件被国际著名物理期刊退稿“之后，他的科研文章主要投给中国物理学会所属的《中国物理快报》（CPL）上，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杨先生的价值观念：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并不等价于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

实际上，将稿件投给《中国物理快报》，岂止是“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杨先生的价值观念”，这更是“杨振宁先生回归以后，开始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昨天，有文章在“借庆贺杨先生95华诞之际”，将杨先生回归中国后的新贡献，“归纳为五个方面。一，作为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导人所起的引领作用；二，作为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具体科学研究；三，作为教育家在培养中国年青一代杰出人才方面所做的贡献；四，作为科学史研究者，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五，其他方面的贡献”。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这篇庆贺杨先生95华诞的文章，也讲到了杨先生“对国内学术界学术诚信问题”的关注，所举之例却正是《中国物理快报》稿件的事：杨振宁通过该刊一名审稿人的不正常要求得出了判断，“指出这是审稿人在滥用其特权而谋取利益”。

朱邦芬：《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节选：

……

回归后杨先生曾经向《物理评论快报》（PRL）投过一篇稿件，引起很不愉快的经历。第一位审稿人轻率地认为作者是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名的某位C N Yang，审稿极为马虎，似乎也完全忽视文章所研究系统存在受限势；第二位审稿人的意见是许多人常遇到的、无实质性批评内容的所谓“缺乏广泛兴趣”和“缺少新的物理”，加上编辑“明显傲慢自大和官僚化”的程式化答复，使得杨振宁这位PRL的创始人和多篇重要论文的作者，感到整个拒稿过程“funny and troubling”。为此，在杨振宁文集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ies 的附注中，杨先生原原本本地附上审稿人意见以及他与PRL编辑的两轮通信，力求改变这一错误的趋向[4]。之后，他的科研文章主要投给中国物理学会所属的《中国物理快报》（CPL）上，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杨先生的价值观念：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并不等价于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作为CPL的主编，我经常可以收到杨先生于晚上11—12点发来的电子邮件，作为一个耄耋之年的科学家，杨先生的干劲与活力实在令人敬佩和惊叹！

……

杨先生还对国内学术界学术诚信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2010年6月14号晚上快11点，我收到杨振宁一封email，涉及《中国物理快报》一篇稿件的评审。清华高等研究院一名博士生XX向《中国物理快报》投了一篇文章，署名只有他一个人。编辑部组织两位同行评审论文，其中一位评审人对论文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而另一位评审人则要求作者再另外引用3篇文章，而这3篇文章与投稿论文所研究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关系。作者向杨先生请教如何处理。杨先生的判断是，第二位审稿人要求引用的这3 篇文章“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XX's work”，他指出这是审稿人在滥用其特权而谋取利益。我们很快做了调查和处理。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当行为，目前在学术界经常发生，许多人熟视无睹。杨先生“管闲事”，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不当行为，值得我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