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美國式的恐龍法官（三）

我在瑞聯銀任職時，與老闆合作愉快。他對我很信任，有問必答。有一次我遠遠看到（瑞聯銀的美國分部有世界最大的銀行交易廳，超過一個足球場大，四層樓高）他和他的執行助手（瑞聯銀美國分部股票銷售交易的主管，Head of Equity Sales-Trading；和我同級，但是較資深）在一起討論一件事，兩人的肢體語言都露出鄙視不屑的態度。我好奇心起，就走過去詢問是怎麽回事。原來附近的一家對衝基金，叫做SAC Capital（因老闆Steven A. Cohen而命名），邀請了我的老闆去“談生意”，但是他知道SAC的生意是怎麽一回事，所以衹派了他的助手赴約，那人剛回來匯報。

當時我還年輕，對華爾街的内幕所知不多，連SAC Capital都沒聽説過，所以就請老闆詳細解釋一番。原來SAC是華爾街最賺錢的對衝基金之一，它的專業就在於内綫消息。一般搞内綫消息是想辦法收買大公司裏的中級主管，提早幾天收到財務報表或資產重組的消息；在這方面SAC和同在附近的Galleon都是大戶。但是Steven Cohen覺得賺得還不夠，於是把主意打上了另外一種内綫消息，就是每天養老基金（Pension Fund）和共同基金（Mutual Fund）通過大銀行向股票市場下的單子。美國的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的資產一般以千億美元計，它們下的單子也通常一筆就上億甚至幾十億，那當然是不可能馬上買賣結束的，至少要一天，有時如果要小心謹慎不驚動市場，會要超過一周才能全部填完。SAC衹要在單子剛下的時候接到消息，就可以跑在前面（這叫Front-Running），搶先買下一大筆股票，然後等著真正的大單子把價錢推上去，穩賺不賠。

但是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行内叫做“Buy Side”，“買方”）的專業就在於避免大單被Front-Run，所以内部的管理很嚴，要收買他們的職員並不容易，於是Cohen想出了一個計策：既然這些單子終究還是要交給銀行的交易部門（行内叫做“Sell Side”，“賣方”）來執行，那麽從那裏著手也是一樣的。Cohen也不必去收買銀行職員，他直接和各銀行的股票交易主管聯絡，邀請他們“投資入股”到SAC的基金裏。這些内綫交易的基金穩賺不賠，年報酬率在100%以上；Cohen拿一半利潤，投資人拿另一半，那還是比存錢到共同基金平均一年不到5%的報酬率高出10倍有餘。大家互相擠擠眼，有大單子進來的時候打電話到SAC去聊聊天，如此一來，Cohen既不須冒著留下證據的危險付錢買消息，而且也不用擔心消息來源會欠缺動力，因爲每一通電話都自動代表著幾千萬美元的利潤。

據我所知，我的老闆是當時在美國的所有主要銀行中，唯一一個拒絕入股SAC基金的股票交易主管。SAC在過去20多年，風光得意，平均年入40-50億美元（這些錢最終來自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背後的小投資人），Cohen的個人財產據稱在200億美元以上，是康州的第一富豪。SAC和其他搞内綫交易的對衝基金風光了這麽久，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任何想賺外快的上市公司職員都可以找上專門的“仲介顧問”，拿自己的内綫消息待價而沽。專職負責取締内綫交易的SEC根本就沒有探員，任職的律師一心衹想巴結上大銀行或基金，希望可以早日由官變商領高薪（參見前文《美元的金融霸權（二）》），怎麽可能會浪費時間去辦這種喫力不討好的事？

這個局面一直到2009年才有了轉變：一個有野心、有理想的新人升任紐約南區聯邦檢察長（US Attorney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負責紐約市和附近的好幾個縣，所以對金融罪案有管轄權），他的名字叫Preet Bharara。Bharara出生於印度，隨父母移民至新澤西長大，是錫克教徒；在上任前已經當了5年的曼哈頓聯邦助理檢察長，對華爾街的非法勾當十分熟悉，但是他的前任祇關心建立人脈（這人後來轉任一個大律師事務所的高管），不放手讓他抓大魚。他一旦獨當一面，馬上就把内綫交易做爲辦案的主要方向之一， 6年下來，一連起訴了88個案，成功定罪了其中的87個，包括Galleon基金的董事長和一名高盛董事會的成員，驚動了整個美國金融業。他最重要的失敗就是Steven Cohen，這是因爲Cohen一直都不留下直接的證據，總是由手下當白手套；Bharara一連定罪了八名SAC的交易員，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願意當污點證人（Cohen錢太多，付出的封口費太誘人），最後衹好跟SAC和解，罰了4億美元了事。這是美國法律史上最高的和解罰金，但是衹占Cohen財產的2%不到。

這樣鐵面無私的官僚，動了幾個大財閥的蛋糕，幾年下來反撲是必然的。不過我本來以爲他們會從Bharara的職位著手，沒想到這些人在商言商（It is just Business, nothing personal.），倒不把它當做私仇，衹是著重在一勞永逸，從根本上杜絕了聯邦司法系統阻擋他們財路的可能。他們的入手點是一個叫Anthony Chiasson的交易員，他原本在SAC任職，後來拿了Cohen的錢開了一家衛星基金，繼續搞内綫交易的老勾當。他被定罪之後，上訴到聯邦上訴法庭，理由是Bharara沒有查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過程，也就是他在Dell和nVidia的“朋友”們衹是好意提醒他；上訴法官居然采納了這種荒唐的藉口，創下了新的判例，宣佈衹要沒有找到金錢交易的證據，内綫消息就不算違法。如此一來，Bharara或是其他有心辦案的官員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再定任何内綫基金的罪了，因爲這些内綫交易者有太多的手段來避免留下金錢直接轉手的痕跡，例如可以“捐錢”給内綫來源創辦並主管的“慈善機構”，或者用現鈔交易，或者是經過Cayman Island的銀行來匯錢。這還不夠，上訴法官還要求必須能證明内綫消息傳遞的每一個環節都知道消息是非法的，這在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被滿足，幾個人隨便撒個謊，檢查官就沒轍了。

Bharara當然知道事態之嚴重，所以立刻再上訴到最高法院。上周最高法院決定不予受理，也就是接受上訴法庭的判例。這就是當下美國的法治：法律名義上還在，程序也被嚴格遵守，但是實際上任何敢阻撓財閥的政治力量都必然被完全閹割。明明這些財閥就是職業罪犯，衹不過是很成功的罪犯，但是他們錢夠多了，連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也會繞著彎來庇護他們，讓他們能繼續搜刮財富。換句話說，美國的法院就是爲有錢人開的，所謂的正義、平等，都衹是哄人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