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08 16:02:00
在最近15年里，德国是唯一没有去工业化的西方先进国家。英法意等国在新兴国家追逐下逐步失去国际竞争力，德国却能进一步升级自己的產业，巩固自己工业强国的地位；当美国忙着遏制中国的崛起时，德国却得以藉此扩大其出口，从中国获得了新的经济动力；当日本因金融泡沫而一蹶不振，最后沦为区域的二流角色的同时，德国不但成功吸收了旧东德，还更进一步称霸欧洲。在其他先进国家才刚开始寻求低碳能源时，德国却已成功进入无核又低碳的时代。年轻人或许会以为德国向来有特别深厚的经济根基，但是和我年龄接近的这一代应该会记得只在十几年前，德国是公认的欧洲病夫（Sickman of Europe），竞争力衰退特别严重，当专家们讨论欧洲的经济时，德国是死重而不是火车头。
德国的经济问题可以回溯到1985年的Plaza Accord（在纽约的Plaza Hotel签订，因而得名），美国召集了日、德、英、法四国的财政部长，要求他们的货币立刻对美元做大幅升值。此后两年，日圆和德国马克都升值超过百分之百，使他们国家的劳工费用加倍，但是雷根的自由主义政策加速了美国的去工业化，使贸易逆差结构化，并没有因美元贬值而缩减，真正的效应是这些国家出现了资產泡沫。日本政府完全没有戒心，泡沫在1989年底破灭，从此一蹶不振。德国的利率政策比较谨慎，撑到1989年东德人民开始大批逃亡西德。当时的西德总理Kohl知道机不可失，为了怕美苏反悔，以十万火急的态势在1990年春完成了统一，包括付给苏联550亿马克的封口费。但是真正昂贵的帐单是立刻给予东德人民同等的福利，如此一来东德人民固然不须急着移居西德，但是东德没有劳工价格上的优势，基础设施却极度落后，德国政府只好先后投入了20000亿欧元来予以重建。国家大规模举债，固然吸收了过多的游资，避免了日本式的资產泡沫，但是劳工福利过高，政府支出太大，却在其后15年逐步侵蚀了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和经济的活性，以致在新世纪的头几年，德国在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地位，与现在的意大利（亦即欧猪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颇为相似。
在1992年，德国得以签署Maastricht Treaty，成为欧元区的创始国之一；这些欧元国家彼此间的匯率从此固定下来。原本匯率的变动可以快速补偿各国生產效率的差异，须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时让货币贬值，对一般国家（美国因为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庄主，不在一般国家之列）是有效的。匯率固定后没有这个选项，就只能从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着手，这当然是困难得多；如果不能成功做到，必然会寅支卯粮，须要以借贷来弥补生產的缺口，后来的欧猪国家正是因此而面临财政危机。当时德国的经济困境代表着他才是欧猪（这是为什么许多欧洲国家自愿和德国一同加入欧元区的原因；德国自己则是在Plaza Accord吃了大苦头，急着躲避美元的打击），產业纷纷向东欧转移，国内经济逐渐空洞化；可是德国已不再拥有自己的货币，不但不能像美国一样狂印钞票，像英国那般靠金融业赚钱也不可行，连贬值都不可能，可谓背水一战，形势甚为险恶。
1998年当选Chancellor的Gerhard Schroder知道国家的前途在此一举，所以虽然出身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也进行了多项开放社会的重要措施（都是有极强前瞻性的政策，包括废除核电、改用风力和太阳能，开放移民，以及承认同性恋家庭等等），在经济上却向右走，推动了自由化的改革，削减福利、降低税率并修改劳工法以增加劳工的流动性。这些政策（整体叫做Agenda 2010，2010年议程；劳工法的部分叫做Hartz-Konzept，Hartz计划）在连全民健保都没有的美国纯属为财团谋利的手段，在德国这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却是对症下药。当然这些改革动了大部分选民的蛋糕，其成果却不能马上实现，于是SPD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到了2005年Schroder不得不提早召开大选，结果基本与Merkel的基督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CDU）打成平手。经过三周的折衝，Schroder同意以SPD党人在内阁占多数为交换条件组成联合政府，让出总理职位给Merkel，他自己随即退出政坛。
在政界常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现象，Schroder和Merkel就是典型的例子。Schroder一退位，改革的成果就明白显示出来；刚好中国的经济也因2001年年底得以加入WTO（又是一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例子）而高速起飞，能够灵活运作的德国企业充分把握了提供中国高端生產工具的机会，在欧洲国家中一枝独秀。三年后金融危机来袭，只有德国有实力能撑起救助欧猪的担子，慢磨了七年下来，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欧盟非正式盟主的地位，使德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峰。然而我并不看好德国的未来，这是因为Merkel和Schroder完全相反，后者为了真正深刻的改革与党国的长期利益，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前者却只以维持自己在民调中的高支持率为职志，日日短线操作，当然也就谈不上造福国家。Merkel一上台，就重启核电，这本身并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日本福岛核灾一发生，她马上做了180度的转弯，不计成本地立刻完全废核，这一来一往浪费的国家资源对她毫无意义，只有讨好选民才有价值。在经济改革上也是如此：Schroder的Agenda 2010固然带来了极大的红利，但是到2010年后红利逐渐耗尽，德国的成长率又开始向欧洲平均值靠近，必须有更进一步的改革；但是Merkel根本不在乎，居然反其道而行，依选民的喜好而把Schroder的改革取消了一片。连法制的改革都可以走回头路，那么像是行政效率、清廉程度这类的小事，自然是不放在心上；德国的政经界在Merkel的任上出现了严重的腐化，先是有好几个大规模的烂尾工程，最近更爆发出VW长达7年的作弊行为。Merkel的十年当政下来，2015年的德国已经像是2012年胡温当政十年后的中国一样，外强中乾。除非奇蹟出现，有习近平式的人物上台，德国的国运只怕是要步上长久的下坡路了。
我在前文《民主体制下的救世主情结》里，已经介绍了意大利新总理Mateo Renzi。他所接手的意大利，正如1998年的德国一样（不过意大利的工业化层次较低，法治传统较弱，公民的政治素质也较差），法令如麻、福利过高、市场僵化、经济停滞，所以同样来自左翼政党的Renzi也和Schroder一样不谋而合地下了同样的处方。过去一年多来，他稳步地推行了一项又一项的痛苦改革，也同样地承受了支持率下降的代价。我遥祝他好运，也感嘆台湾政客相形之下的自私、无耻、低劣和无能。至于美国，倒也刚刚出了一个稍许类似Schroder和Renzi的例子。我说“稍许”，是因为他虽然也视政治生涯之死亡如归，愿意以退位为代价来推动该通过的法案，这个法案却称不上是改革，只是个最基本的预算案而已。这位舍生取义的美国政客，就是现任的眾议院院长John Boehner。在上个月教宗访问期间，他公然流泪哽咽（不过据称Boehner本来就泪腺发达，公开流泪并非绝无仅有），随即辞去院长职位，将于本月底生效。眾议院院长在法律上是排名第三的国家领导，仅在总统和副总统之后；在实权上则仅次于总统，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平分秋色。他这次辞职的远因，并不是像Schroder一样，为了改革而触犯了自私选民的利益，而是多年来受例如Fox News这类财阀控制的媒体鼓动，美国有部分民眾走上了右翼的极端，茶党（Tea Party）就是这股力量的体现。他们完全相信右翼媒体的宣传口号，放纵内心排斥异族、歧视有色人种的欲望，在宗教上企图强加自己认知的扭曲教义于整个社会，在经济上迷信绝对自由主义，在外交上则强硬到底，要求以军事侵略解决一切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里，他们的主要代表是大约40名眾议员，占共和党议员人数的1/5。他们要求Boehner抗争到底，不与民主党做任何妥协；一有争议，就想以阻挠手边的其他重要法案通过为手段来压迫对方，不顾国家利益是否受损。当法案是联邦政府的预算案时，这个威胁就升级到瘫痪整个国家的行政。2013年，他们为了阻挠欧巴马的医疗保险改革（理论上提供了全民健保，事实上仍然极为昂贵，不只是贫苦民眾，就是有点积蓄的中產阶级若没有工作收入也负担不起），成功地关闭了联邦政府；这次的要求则是想削减堕胎服务中心（Planned Parenthood）所收的补助，就为了这样的一点小事，他们又威胁要关闭联邦政府。Boehner并不是反对他们的立场，只是明知总统有否决权，所以必须经常性地与民主党交涉，做妥协折中，不肯无限上纲，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威胁。就因如此，Boehner被茶党视为叛徒，承受了各式各样的谩骂和内部挑战，五年任期下来，心力交瘁，早有退意。做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受新任教宗演说的无私宽容旨意感动，遂决定立刻宣布辞职。原本为了尊重党内的团结，他一切以共和党内部的决定为准绳，不愿借用民主党的议席来强行通过茶党反对的议案；在辞职后没有这个顾虑，得以在九月30日（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通过临时法案，给予联邦政府三个月的紧急预算，避免了政府关门的窘境。这就是现代美国政坛的悲哀：一个排名第三的国家领导人，以自身的政治生涯为代价，为国为民牺牲所能获得的成果，只是把关闭政府的这种蠢事，展延了三个月。
茶党这个势力到底有多大呢？专门迎合他们的无线电台节目占有大约9%的美国市场。美国眾议院的选区经过多年的Gerrymandering（参见《从期中选举看美国民主》）之后，重点只在于党内初选，这些初选大约只有25%的选民参与，以茶党议员占共和党总数1/5 来看，茶党占总人口10%左右应该是合理的（英美式的选举制度有压抑少数的作用，参见《中共在欧洲的最好朋友》）。就只占总人口1/10的疯狂愚蠢选民，已经足以造成美国近年来的乱象，在台湾这样疯狂愚蠢民眾可能多达1/4或甚至1/3的背景下，政治完全失调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一个有良心的高级领导，付出终极政治代价所获得的成果已是如此微不足道，那么台湾即使奇蹟出现，也出现了一位有良心的高级领导，指望他或她能力挽狂澜，很明显的也根本不切实际。台湾没有能让Schroder和Renzi一展长才的环境，所以别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也不能被拿来和德国、意大利或甚至美国相比，真正的类似只能到非洲去找寻了。
【后注】2015年十月27日，Boehner正式卸任在即，经过另外三周的努力，把联邦政府借贷上限提高了相当于两年的赤字；这是除了预算以外，另一个能令政府关门的限制。所以他以自身的政治生涯为代价分别买到了两年和三个月的宽限。本周稍早在意大利，Renzi成功地推动了取消参议院权力的宪法修正案，是迄今他改革的最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