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美國】舍生取義的政治人物

在最近15年裡，德國是唯一沒有去工業化的西方先進國家。英法意等國在新興國家追逐下逐步失去國際競爭力，德國卻能進一步升級自己的產業，鞏固自己工業強國的地位；當美國忙著遏制中國的崛起時，德國卻得以藉此擴大其出口，從中國獲得了新的經濟動力；當日本因金融泡沫而一蹶不振，最後淪為區域的二流角色的同時，德國不但成功吸收了舊東德，還更進一步稱霸歐洲。在其他先進國家才剛開始尋求低碳能源時，德國卻已成功進入無核又低碳的時代。年輕人或許會以為德國向來有特別深厚的經濟根基，但是和我年齡接近的這一代應該會記得只在十幾年前，德國是公認的歐洲病夫（Sickman of Europe），競爭力衰退特別嚴重，當專家們討論歐洲的經濟時，德國是死重而不是火車頭。

德國的經濟問題可以回溯到1985年的Plaza Accord（在紐約的Plaza Hotel簽訂，因而得名），美國召集了日、德、英、法四國的財政部長，要求他們的貨幣立刻對美元做大幅升值。此後兩年，日圓和德國馬克都升值超過百分之百，使他們國家的勞工費用加倍，但是雷根的自由主義政策加速了美國的去工業化，使貿易逆差結構化，並沒有因美元貶值而縮減，真正的效應是這些國家出現了資產泡沫。日本政府完全沒有戒心，泡沫在1989年底破滅，從此一蹶不振。德國的利率政策比較謹慎，撐到1989年東德人民開始大批逃亡西德。當時的西德總理Kohl知道機不可失，為了怕美蘇反悔，以十萬火急的態勢在1990年春完成了統一，包括付給蘇聯550億馬克的封口費。但是真正昂貴的帳單是立刻給予東德人民同等的福利，如此一來東德人民固然不須急著移居西德，但是東德沒有勞工價格上的優勢，基礎設施卻極度落後，德國政府只好先後投入了20000億歐元來予以重建。國家大規模舉債，固然吸收了過多的游資，避免了日本式的資產泡沫，但是勞工福利過高，政府支出太大，卻在其後15年逐步侵蝕了德國工業的競爭力和經濟的活性，以致在新世紀的頭幾年，德國在經濟學家心目中的地位，與現在的意大利（亦即歐豬國家中工業化程度最高的）頗為相似。

在1992年，德國得以簽署Maastricht Treaty，成為歐元區的創始國之一；這些歐元國家彼此間的匯率從此固定下來。原本匯率的變動可以快速補償各國生產效率的差異，須要鼓勵出口、抑制進口時讓貨幣貶值，對一般國家（美國因為是國際儲備貨幣的莊主，不在一般國家之列）是有效的。匯率固定後沒有這個選項，就只能從降低勞動成本、提高生產效率著手，這當然是困難得多；如果不能成功做到，必然會寅支卯糧，須要以借貸來彌補生產的缺口，後來的歐豬國家正是因此而面臨財政危機。當時德國的經濟困境代表著他才是歐豬（這是為什麼許多歐洲國家自願和德國一同加入歐元區的原因；德國自己則是在Plaza Accord吃了大苦頭，急著躲避美元的打擊），產業紛紛向東歐轉移，國內經濟逐漸空洞化；可是德國已不再擁有自己的貨幣，不但不能像美國一樣狂印鈔票，像英國那般靠金融業賺錢也不可行，連貶值都不可能，可謂背水一戰，形勢甚為險惡。

1998年當選Chancellor的Gerhard Schroder知道國家的前途在此一舉，所以雖然出身左翼的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也進行了多項開放社會的重要措施（都是有極強前瞻性的政策，包括廢除核電、改用風力和太陽能，開放移民，以及承認同性戀家庭等等），在經濟上卻向右走，推動了自由化的改革，削減福利、降低稅率並修改勞工法以增加勞工的流動性。這些政策（整體叫做Agenda 2010，2010年議程；勞工法的部分叫做Hartz-Konzept，Hartz計劃）在連全民健保都沒有的美國純屬為財團謀利的手段，在德國這樣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卻是對症下藥。當然這些改革動了大部分選民的蛋糕，其成果卻不能馬上實現，於是SPD的支持率直線下降，到了2005年Schroder不得不提早召開大選，結果基本與Merkel的基督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CDU）打成平手。經過三週的折衝，Schroder同意以SPD黨人在內閣佔多數為交換條件組成聯合政府，讓出總理職位給Merkel，他自己隨即退出政壇。

在政界常有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現象，Schroder和Merkel就是典型的例子。Schroder一退位，改革的成果就明白顯示出來；剛好中國的經濟也因2001年年底得以加入WTO（又是一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例子）而高速起飛，能夠靈活運作的德國企業充分把握了提供中國高端生產工具的機會，在歐洲國家中一枝獨秀。三年後金融危機來襲，只有德國有實力能撐起救助歐豬的擔子，慢磨了七年下來，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歐盟非正式盟主的地位，使德國的國際地位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最高峰。然而我並不看好德國的未來，這是因為Merkel和Schroder完全相反，後者為了真正深刻的改革與黨國的長期利益，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前者卻只以維持自己在民調中的高支持率為職志，日日短線操作，當然也就談不上造福國家。Merkel一上台，就重啟核電，這本身並不一定是錯的，但是日本福島核災一發生，她馬上做了180度的轉彎，不計成本地立刻完全廢核，這一來一往浪費的國家資源對她毫無意義，只有討好選民才有價值。在經濟改革上也是如此：Schroder的Agenda 2010固然帶來了極大的紅利，但是到2010年後紅利逐漸耗盡，德國的成長率又開始向歐洲平均值靠近，必須有更進一步的改革；但是Merkel根本不在乎，居然反其道而行，依選民的喜好而把Schroder的改革取消了一片。連法制的改革都可以走回頭路，那麼像是行政效率、清廉程度這類的小事，自然是不放在心上；德國的政經界在Merkel的任上出現了嚴重的腐化，先是有好幾個大規模的爛尾工程，最近更爆發出VW長達7年的作弊行為。Merkel的十年當政下來，2015年的德國已經像是2012年胡溫當政十年後的中國一樣，外強中乾。除非奇蹟出現，有習近平式的人物上台，德國的國運只怕是要步上長久的下坡路了。

我在前文《民主體制下的救世主情結》裡，已經介紹了意大利新總理Mateo Renzi。他所接手的意大利，正如1998年的德國一樣（不過意大利的工業化層次較低，法治傳統較弱，公民的政治素質也較差），法令如麻、福利過高、市場僵化、經濟停滯，所以同樣來自左翼政黨的Renzi也和Schroder一樣不謀而合地下了同樣的處方。過去一年多來，他穩步地推行了一項又一項的痛苦改革，也同樣地承受了支持率下降的代價。我遙祝他好運，也感嘆台灣政客相形之下的自私、無恥、低劣和無能。至於美國，倒也剛剛出了一個稍許類似Schroder和Renzi的例子。我說“稍許”，是因為他雖然也視政治生涯之死亡如歸，願意以退位為代價來推動該通過的法案，這個法案卻稱不上是改革，只是個最基本的預算案而已。這位舍生取義的美國政客，就是現任的眾議院院長John Boehner。在上個月教宗訪問期間，他公然流淚哽咽（不過據稱Boehner本來就淚腺發達，公開流淚並非絕無僅有），隨即辭去院長職位，將於本月底生效。眾議院院長在法律上是排名第三的國家領導，僅在總統和副總統之後；在實權上則僅次於總統，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平分秋色。他這次辭職的遠因，並不是像Schroder一樣，為了改革而觸犯了自私選民的利益，而是多年來受例如Fox News這類財閥控制的媒體鼓動，美國有部分民眾走上了右翼的極端，茶黨（Tea Party）就是這股力量的體現。他們完全相信右翼媒體的宣傳口號，放縱內心排斥異族、歧視有色人種的慾望，在宗教上企圖強加自己認知的扭曲教義於整個社會，在經濟上迷信絕對自由主義，在外交上則強硬到底，要求以軍事侵略解決一切問題。在美國聯邦政府裡，他們的主要代表是大約40名眾議員，佔共和黨議員人數的1/5。他們要求Boehner抗爭到底，不與民主黨做任何妥協；一有爭議，就想以阻撓手邊的其他重要法案通過為手段來壓迫對方，不顧國家利益是否受損。當法案是聯邦政府的預算案時，這個威脅就升級到癱瘓整個國家的行政。2013年，他們為了阻撓歐巴馬的醫療保險改革（理論上提供了全民健保，事實上仍然極為昂貴，不只是貧苦民眾，就是有點積蓄的中產階級若沒有工作收入也負擔不起），成功地關閉了聯邦政府；這次的要求則是想削減墮胎服務中心（Planned Parenthood）所收的補助，就為了這樣的一點小事，他們又威脅要關閉聯邦政府。Boehner並不是反對他們的立場，只是明知總統有否決權，所以必須經常性地與民主黨交涉，做妥協折中，不肯無限上綱，以損害國家利益為威脅。就因如此，Boehner被茶黨視為叛徒，承受了各式各樣的謾罵和內部挑戰，五年任期下來，心力交瘁，早有退意。做為一個天主教徒，他受新任教宗演說的無私寬容旨意感動，遂決定立刻宣布辭職。原本為了尊重黨內的團結，他一切以共和黨內部的決定為準繩，不願借用民主黨的議席來強行通過茶黨反對的議案；在辭職後沒有這個顧慮，得以在九月30日（財政年度的最後一天）通過臨時法案，給予聯邦政府三個月的緊急預算，避免了政府關門的窘境。這就是現代美國政壇的悲哀：一個排名第三的國家領導人，以自身的政治生涯為代價，為國為民犧牲所能獲得的成果，只是把關閉政府的這種蠢事，展延了三個月。

茶黨這個勢力到底有多大呢？專門迎合他們的無線電台節目佔有大約9%的美國市場。美國眾議院的選區經過多年的Gerrymandering（參見《從期中選舉看美國民主》）之後，重點只在於黨內初選，這些初選大約只有25%的選民參與，以茶黨議員佔共和黨總數1/5 來看，茶黨佔總人口10%左右應該是合理的（英美式的選舉制度有壓抑少數的作用，參見《中共在歐洲的最好朋友》）。就只佔總人口1/10的瘋狂愚蠢選民，已經足以造成美國近年來的亂象，在台灣這樣瘋狂愚蠢民眾可能多達1/4或甚至1/3的背景下，政治完全失調是理所當然的。在美國一個有良心的高級領導，付出終極政治代價所獲得的成果已是如此微不足道，那麼台灣即使奇蹟出現，也出現了一位有良心的高級領導，指望他或她能力挽狂瀾，很明顯的也根本不切實際。台灣沒有能讓Schroder和Renzi一展長才的環境，所以別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也不能被拿來和德國、意大利或甚至美國相比，真正的類似只能到非洲去找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