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当前世界的公共卫生危机

我以前已经提过几次，美国在1970年代犯了一些严重错误，40多年下来这些错误越长越大，造成当前国际社会许多不合理、不公平、不安全的扭曲现象；一个共同的主轴是最后总由弱势群体来买单。这些错误包括国会修法容许公开游说，使得财阀能堂而皇之地腐蚀各级官员，逐步掌控了政府的所有部门，结果美国的贫富不均如火箭般上升，社会阶层间的垂直流动性则直线下降，以致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超过了19世纪的水准，达到先进工业国家前所未见的地步。另一个错误是尼克森打破了Bretton Woods体系，使狂印美元成为一国的特权；美国不劳而获的掠夺自然就是贫穷国家的损失，过去两代人时间内开发中国家必须冒着极大的周期性金融风险，随时准备应付美元波动所代表的搜刮。

第三个错误是取消了徵兵制，改用募兵制。这并不真是因为反越战运动而採行的改革：如果一个战争不公不义，那么就应该结束它而不是换为佣兵来执行。实际上是财阀们不愿让自己的子弟冒生命危险，所以就趁着反战运动借力打力，满足了自己的私欲。很反讽的是一旦上层和中產阶级的子弟都不必冒生命危险之后，美国的军事冒进不再有国内政治上的阻力，反而使不公不义的战争更容易发动，间接导致了小布希用兵伊拉克，不但造成几十万伊拉克人和4000名美军的死亡，侥幸存活的当地人民也普遍面临了生活水准的严重下降，而且间接引发了连锁反应，激化了大批临近国家的人口，使中东战祸连绵，无数难民至今还流离失所，冒死寻找安全的新家。

但是美国在1970年代还犯了第四个错误，同样影响深远。1976年一月底，有几个在新泽西州Fort Dix陆军基地受训的新兵开始有流行性感冒的症状。二月5日，一名叫David Lewis的士兵在集体长跑时虚脱倒地，送医几天后不治死亡。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疾病控制中心，是美国联邦政府内负责公共卫生的专业机构）在两周后检验出H1N1 Swine Flu（猪流感）病毒。当时还没有基因解码能力，也不彻底了解一般Swine Flu和Bird Flu要人传人有多困难，只凭着1918年全球大流感（死了近一亿人，是世界歷史上第二致命的流行性疾病，仅次于黑死病瘟疫）也是H1N1就拉了紧急警报。

1976年十月，福特总统示范接受猪流感疫苗。

刚好那是选举年，福特在尼克森辞职之后继承总统位不久，人心不固，所以想藉机展示自己的领袖决断力，于是下令强制为全国人民打针对这个病毒的预防针。虽然总共就只有十几个病例，而且在二月底以后就销声匿迹，但是总统把它当作重要决策，各单位还是继续雷厉风行地推行，包括国会都通过紧急法案给予疫苗厂商法律免责权。之所以需要免责权，是因为当时的疫苗还有百万分之几的可能性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也正因如此，如果一个病毒没有构成真正的流行威胁，实在不应该全面打预防针。福特把一个专业问题绑架为政治决定，结果赌输了。当年十月，距离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月，这个强制性的预防针计划付诸实施，到十二月共有4000万人完成注射，因为发生了54个脱髓鞘多发性神经炎（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这是人体对入侵的病毒反应过当，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自身细胞的疾病）的病例而紧急喊停。

这个灾难性的错误政策决定不但浪费了一亿多美元，还帮助卡特击败福特为新总统，而且一举扭转了美国民意对公共卫生的看法，此后的怀疑敌视态度至今仍在祸害全球。首先，一些公知和大师们开始编造疫苗的新危险，尤其是把自闭症硬是与疫苗扯在一起，近年来有明星出面参与了鼓吹活动后，很多家庭主妇相信了这些胡扯，拒绝让自己的小孩打疫苗，以致一些早已绝迹的幼儿流行病又开始在美国重新泛滥，到现在仍然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议。其实事实证据很明显地不在公知的那一边，但是造谣容易辟谣难，这个可笑又可悲的蠢事还在继续下去。

但是危害更大的是对疫苗制造商的态度转变。经过这个惨剧（正式名称是The 1976 Swine Flu Disaster，1976年猪流感惨剧），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单位转为对疫苗制造商严重敌视；厂商为了避免被告上法庭，疫苗成为志愿性的，而且接受疫苗的民眾必须签免责合同。疫苗原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生意，没有什么钱可赚（最赚钱的是每天都得吃的用来控制慢性病的药，一劳永逸的治疗反而不是好生意），一旦它不再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就成了厂商的鸡肋，于是开发新疫苗的资金基本蒸发殆尽。而美国是世界生医界的领头羊，美国不再开发新疫苗，最吃亏的其实是热带贫穷国家饱受各种传染性疾病摧残的人民，所以至今仍有14亿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与其同时，同样有副作用也同样不赚钱的抗生素生意也就同样被忽视。30多年投资欠缺的结果就是细菌的抗药性越来越强，而新抗生素的研发管道空空如也。这连在美国的医院都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在开发中国家自然是更为糟糕。

我以前已经多次讨论过自由市场体制的极限，其实在医疗上它的问题尤其严重（另一个不适用市场体制的行业是法律诉讼；美国在医疗和诉讼上浪费的GDP举世无双，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完全失效）。这不只是因为市场无法对个别人命做公平合理的定价（我以前讨论过的人命估价是统计上的平均值），更因为刚刚解释过的厂商寧可控制而不是医好一个疾病的反常动机（Perverse Incentive）。这不但代表着今日迷信绝对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不可能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医疗体系，也是后进国家的机缘。如果中国能认清局势，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研发体制，将资源有效地投入到美国人有意忽视的疫苗、抗生素和其他彻底治好疾病的手段，不但是自己生化工业后来居上的好机会，而且将造福无数国内国外的贫苦民眾。在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对美式药品专利制度的迷信；美国的专利已经成为完全只为大厂商谋利的手段，反而抑制了新发明的动力。中国应该模仿印度，严格限制药品的专利权，宽容平价生產仿制药的厂商，以其他方法奖励新药的开发（例如广建官方的实验室），否则在美式制度下，大者恒大，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生医工业，也永远只会是跨国公司压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