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式的恐龙法官（一）

最近寫意識流留言的讀者越來越多，我處理起來不勝其煩，到最後連自已的部落格都不想來了。在此做一個正式警告：沒有深思熟慮的重要話要講，請不要任意留言；否則我第一步是加快刪除，第二步將是完全關掉留言欄。與此同時，我的寫稿會受不利影響。這個部落格是一個公共資源，自私的行為會導致大家一起受害；這也正是為什麼在基本權利被保障的前提下，強力執行公權力是必要的。

好，回到正題。美國對外宣傳的重點內容，是幾個所謂的普世價值。除了民主之外，另一個常被神化為口號的美式制度是法治。當然法治並不是美國的發明，中國自漢朝開始就是外崇儒術，內行法家（請不要和我爭辯法家與現代法治的差別；我在此所說的法治是廣義的）。法治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保障社會公平的必要手段，而公平是貨真價實的普世價值。然而美國在最近40多年快速墮落腐化，不只是民主政治體制出了很多很大的問題，其法政系統也已遠離保障社會公平和基本人權的初衷，成為即得利益者得以盡情剝削人民而不必擔心會受反擊的護身符。我在前文《自由殺人的美國警察》和《當警察做什麼都合法時，法治還有意義嗎？》中討論過美國警察權力太大，嚴重侵犯百姓的人權；其實這就正是因為現代美國是一個高度不公平的社會，必須依靠過度強力的警察來維持基本的秩序、安全和穩定。今天藉兩個近例來討論法政系統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法院。

2014年剛滿15歲時的Justina Pelletier。

離我家不遠住著一個美國女孩子叫Justina Pelletier（故事的詳情請參閱https://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4/06/17/judge-orders-custody-justina-pelletier-returned-parents/mDWtuGURNawSuObO0pDX4J/story.html）。她從小身體一直不好，父母帶她看了很多醫生後終於發現她有一個罕見的遺傳性疾病叫Mitochondrial Disease（所有的細胞都產能不足，有一系列的症狀），而最近的權威醫生是波士頓Tufts大學醫院的Mark Corson，所以他們從2011年起不計三小時的車程，總是帶她從康州到麻省看病。到了2013年二月，Tufts醫療團隊裡的腸胃科專家（Gastroenterologist）跳槽到同在波士頓的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所以當Justina又犯病不能進食的時候，Corson把她轉到那裡。沒想到一進去還沒看到腸胃科專家，值勤的醫生就把她轉給一個哈佛來的兼任心理教授David DeMaso，而這個心理醫生的專長在於被父母虐待的小孩，於是他和Justina談了一堂話之後就推翻了幾十個醫學專家在此前好幾年來的診斷，改判Justina為心理病（Somatoform Disorder），把Justina關進精神病房，而且從此不讓Justina繼續吃以前的藥。Justina的父母發現小孩被關了以後，驚怒交加，馬上要求把她轉回Tufts。但是哈佛教授當然是目中無人，和Pelletier家語言衝突（肢體衝突在美國醫院很少見，因為警衛和警察會在第一時間把醫鬧的人強制逮捕）之後，當即召喚了社會服務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DSS；麻省的已經改稱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美國的DSS名義上是為社會服務，實際上的功能是把小孩從親生父母那裡奪走，交給為了賺政府補貼而在DSS登記過的職業養父母。當然美國的貧富極為懸殊，家庭倫理觀念淡薄，下層社會（尤其是黑人）濫交之後單親媽媽完全不管小孩死活的情形很普遍，所以DSS這樣一個州政府的部門是不得已下的一個必要手段。但是幾十年下來，官僚結構越長越大，也越來越僵化，接管小孩的標準則越來越鬆，最後只要小孩說出一句我怕我爸媽，就可以把他們帶走（體罰自己的兒女在美國是合法的，但是小孩若是頑皮不懂事，打電話叫警察來，就有可能被DSS帶走；這樣失去兒女對中國人來說，比自己犯法被關還要糟糕難受）。專長在於被父母虐待的小孩的心理醫生當然是和DSS很熟的，所以當Pelletier家指責他處置不當的時候，他老羞成怒，就用DSS來打擊對方。

DSS一旦介入，就不跟你講理，而且可以動用警察來打人關人。Pelletier家只能再升一級，告到麻省的家庭法院去；這一告就是一年多（在美國打官司要一年以上是很平常的），到了2014年三月，主任法官Joseph Johnston居然判決支持DSS，而且痛罵Justina的父親態度不好（如果是我在那一年多的官司裡，大概也會忍不住說幾句批評DSS離譜的話）。他倒不是因為Pelletier說錯了話而亂判（因為美國法官可以很隨便地以“藐視法庭”罪名關人，Justina的爸爸還沒有氣到那個地步），實際上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是Justina已經被關了一年多，而且不能吃以前的藥，如果Johnston判定州政府做錯了，Pelletier家可以對麻省政府提出民事訴訟，這麼離譜的胡搞只怕得賠超過5000萬的賠償金。而Johnston是州長任命的，既然DSS扯出個漏子，他覺得有責任幫忙遮掩。反正DSS把沒有必要骨肉分離的案子硬辦下去，一年沒有幾千件也有幾百，這些都得靠家庭法院的法官來“善後”。沒想到的是在判決之後Justina的案子居然很快在美國成了社交網絡上的大新聞（主要是因為在波士頓有一個無線電台的主播熱情投入拯救Justina的活動），很多人出錢出力來支持Pelletier家，州長自己也開始被指名指責。美國的政客最怕的就是連任時選不上，所以才過了三個月，Johnston忽然宣布改判，讓Justina在被關了16個月之後，得以離開精神病房，與家人重聚。

雖然這個案件最終沒有以悲劇收場，但是它其實是千中無一的特例；畢竟全國性的媒體注意力能關照多少冤案？而美國的法政體系有極高的錯判率，連重刑犯都被證明有10%以上的錯判（數據來自幾年前DNA測試開始普及之後，有人針對舊案子留下來的樣本所做的研究），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官相護，法官對警察（或是其他的行政單位如DSS）硬辦的案子總是有意遮掩。不過美國至少在國內的恐龍法官被媒體揭露之後，還是肯對這些法官施加職業上的壓力的；美國百姓也認為法庭受政治力量節制理所當然，最低一層的地方法官甚至還是直選出來的。相形之下，台灣照抄美國體制與思想，連實體都懶得考證，直接接受美國的宣傳然後推到極限，其離譜的程度已經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法官的判決完全是由一己的私念決定，不論如何違反常理都沒有後果。其實就算法官沒有惡意或偏見，這種法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態度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法律和會計一樣，就算處理的人都很誠實，它要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用幾個句子總結出來，先天就會有偏差。社會必須要理解，法治只是追求社會秩序和公平的一個手段，這個機制本身和內部的人員都有可能有錯，必須有監督和改正的餘地；這也就是孟子說“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真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