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式的恐龙法官（一）

最近写意识流留言的读者越来越多，我处理起来不胜其烦，到最后连自已的部落格都不想来了。在此做一个正式警告：没有深思熟虑的重要话要讲，请不要任意留言；否则我第一步是加快删除，第二步将是完全关掉留言栏。与此同时，我的写稿会受不利影响。这个部落格是一个公共资源，自私的行为会导致大家一起受害；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基本权利被保障的前提下，强力执行公权力是必要的。

好，回到正题。美国对外宣传的重点内容，是几个所谓的普世价值。除了民主之外，另一个常被神化为口号的美式制度是法治。当然法治并不是美国的发明，中国自汉朝开始就是外崇儒术，内行法家（请不要和我争辩法家与现代法治的差别；我在此所说的法治是广义的）。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而公平是货真价实的普世价值。然而美国在最近40多年快速堕落腐化，不只是民主政治体制出了很多很大的问题，其法政系统也已远离保障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的初衷，成为即得利益者得以尽情剥削人民而不必担心会受反击的护身符。我在前文《自由杀人的美国警察》和《当警察做什么都合法时，法治还有意义吗？》中讨论过美国警察权力太大，严重侵犯百姓的人权；其实这就正是因为现代美国是一个高度不公平的社会，必须依靠过度强力的警察来维持基本的秩序、安全和稳定。今天藉两个近例来讨论法政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法院。

2014年刚满15岁时的Justina Pelletier。

离我家不远住着一个美国女孩子叫Justina Pelletier（故事的详情请参阅https://www.bostonglobe.com/metro/2014/06/17/judge-orders-custody-justina-pelletier-returned-parents/mDWtuGURNawSuObO0pDX4J/story.html）。她从小身体一直不好，父母带她看了很多医生后终于发现她有一个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叫Mitochondrial Disease（所有的细胞都產能不足，有一系列的症状），而最近的权威医生是波士顿Tufts大学医院的Mark Corson，所以他们从2011年起不计三小时的车程，总是带她从康州到麻省看病。到了2013年二月，Tufts医疗团队里的肠胃科专家（Gastroenterologist）跳槽到同在波士顿的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所以当Justina又犯病不能进食的时候，Corson把她转到那里。没想到一进去还没看到肠胃科专家，值勤的医生就把她转给一个哈佛来的兼任心理教授David DeMaso，而这个心理医生的专长在于被父母虐待的小孩，于是他和Justina谈了一堂话之后就推翻了几十个医学专家在此前好几年来的诊断，改判Justina为心理病（Somatoform Disorder），把Justina关进精神病房，而且从此不让Justina继续吃以前的药。Justina的父母发现小孩被关了以后，惊怒交加，马上要求把她转回Tufts。但是哈佛教授当然是目中无人，和Pelletier家语言衝突（肢体衝突在美国医院很少见，因为警卫和警察会在第一时间把医闹的人强制逮捕）之后，当即召唤了社会服务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DSS；麻省的已经改称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美国的DSS名义上是为社会服务，实际上的功能是把小孩从亲生父母那里夺走，交给为了赚政府补贴而在DSS登记过的职业养父母。当然美国的贫富极为悬殊，家庭伦理观念淡薄，下层社会（尤其是黑人）滥交之后单亲妈妈完全不管小孩死活的情形很普遍，所以DSS这样一个州政府的部门是不得已下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几十年下来，官僚结构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僵化，接管小孩的标准则越来越松，最后只要小孩说出一句我怕我爸妈，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体罚自己的儿女在美国是合法的，但是小孩若是顽皮不懂事，打电话叫警察来，就有可能被DSS带走；这样失去儿女对中国人来说，比自己犯法被关还要糟糕难受）。专长在于被父母虐待的小孩的心理医生当然是和DSS很熟的，所以当Pelletier家指责他处置不当的时候，他老羞成怒，就用DSS来打击对方。

DSS一旦介入，就不跟你讲理，而且可以动用警察来打人关人。Pelletier家只能再升一级，告到麻省的家庭法院去；这一告就是一年多（在美国打官司要一年以上是很平常的），到了2014年三月，主任法官Joseph Johnston居然判决支持DSS，而且痛骂Justina的父亲态度不好（如果是我在那一年多的官司里，大概也会忍不住说几句批评DSS离谱的话）。他倒不是因为Pelletier说错了话而乱判（因为美国法官可以很随便地以“藐视法庭”罪名关人，Justina的爸爸还没有气到那个地步），实际上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是Justina已经被关了一年多，而且不能吃以前的药，如果Johnston判定州政府做错了，Pelletier家可以对麻省政府提出民事诉讼，这么离谱的胡搞只怕得赔超过5000万的赔偿金。而Johnston是州长任命的，既然DSS扯出个漏子，他觉得有责任帮忙遮掩。反正DSS把没有必要骨肉分离的案子硬办下去，一年没有几千件也有几百，这些都得靠家庭法院的法官来“善后”。没想到的是在判决之后Justina的案子居然很快在美国成了社交网络上的大新闻（主要是因为在波士顿有一个无线电台的主播热情投入拯救Justina的活动），很多人出钱出力来支持Pelletier家，州长自己也开始被指名指责。美国的政客最怕的就是连任时选不上，所以才过了三个月，Johnston忽然宣布改判，让Justina在被关了16个月之后，得以离开精神病房，与家人重聚。

虽然这个案件最终没有以悲剧收场，但是它其实是千中无一的特例；毕竟全国性的媒体注意力能关照多少冤案？而美国的法政体系有极高的错判率，连重刑犯都被证明有10%以上的错判（数据来自几年前DNA测试开始普及之后，有人针对旧案子留下来的样本所做的研究），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官相护，法官对警察（或是其他的行政单位如DSS）硬办的案子总是有意遮掩。不过美国至少在国内的恐龙法官被媒体揭露之后，还是肯对这些法官施加职业上的压力的；美国百姓也认为法庭受政治力量节制理所当然，最低一层的地方法官甚至还是直选出来的。相形之下，台湾照抄美国体制与思想，连实体都懒得考证，直接接受美国的宣传然后推到极限，其离谱的程度已经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法官的判决完全是由一己的私念决定，不论如何违反常理都没有后果。其实就算法官没有恶意或偏见，这种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法律和会计一样，就算处理的人都很诚实，它要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用几个句子总结出来，先天就会有偏差。社会必须要理解，法治只是追求社会秩序和公平的一个手段，这个机制本身和内部的人员都有可能有错，必须有监督和改正的余地；这也就是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