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經濟】談中國股市和其他問題

這幾天比較忙，所以原本想討論中國股市和其他的政策問題，卻一直沒有空閒可以靜下來寫稿。昨天在《觀察者網》看到一篇陳平教授的文章（參見http://www.guancha.cn/chenping1/2015_07_05_325651.shtml），剛好把我的一些想法已經講了。現在冒著被當做拾人牙慧的危險，講講我的看法。不過讓我先聲明我對習政權大破大立的決斷力其實是很佩服的，他在政略經略上所選的大方向也是正確的，只是治理世界第一大國實在太困難了，所以有些方面似乎還顧不到：

1. 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朝代中吏治風氣最糟糕的，這主要是因為朱元璋由社會底層出身，對士大夫階級有很深的敵視心態，所以將官僚系統的薪俸水平砍了不只一個數量級，導致官僚如果不貪就連基本生活費用都付不出來。我認為海瑞只能是特例，體系的問題必須用體系的手段來解決。既然專業官僚是高速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就應該付給他們專業級的薪水，新加坡和香港已經做了很好的示範， 中共應該及早改變薪俸政策，否則反貪反腐只會是逆水行舟，事倍功半。

2. 大陸社會對誠信的注重遠低於已開發國家的水準，這在大部分人口還是農民工的階段可以輕易彌補，在經濟跨進高科技的初期甚至還有助於快速引進國外的新技術，但是一旦產業前進到世界先進的水平，新科技必須從頭研究起，偷搶拐騙的習氣就成為嚴重的阻力。對商標法、專利法和著作權法的嚴格執行還只是治標的手段，要想治本必須將中國各大學的風氣徹底整頓；這是因為基礎科研是一切新技術的根本，而大學是進行基礎科研的主力。目前大陸大學裡不但學生作弊風氣極盛，連教授也常常抄襲、作假、或用其他手段填充論文出版數量，而最不可原諒的是在他們被抓包之後往往沒有任何不利的後果。我常說在現代人口密集、分工詳細的社會裡，絕大多數的活動都是純粹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脫離現實的假話再離譜也有可能被接受，但是做研發卻是人與自然世界的互動，物理的規律是不會為任何人而折腰的。既然習政權的第一政略要務是產業升級（參見前文《2025年的中國工業》），而產業升級靠的是研發，那麼負責研發的教授群就不能濫竽充數、蒙混過關，所以必須使任何作弊的教授被抓之後必然會被永遠踢出學術界，才能端正風氣，建立良好的研發環境。我個人十分不明白為什麼中共領導階層對這麼嚴重、基本而急迫的問題會視而不見。

3. 中共的宣傳體系老氣沉沉，完全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尤其在對西方（除了美國之外；美國的宣傳體系太過強大，針插不進、水潑不入，但是跟歐洲人就可以講道理）的英語宣傳方面極不到位。我已經在前文《美國宣傳戰的新困境》裡建議中共當局模仿俄國的Russia Today，而中宣部似乎也有意去做，剛由部長帶隊到莫斯科去取經。BBC在上週又宣布要再裁員1000多人，這是大好良機，可以很簡單廉價地將西方的宣傳戰將納為己用，希望中方不要再錯過了。

上面提的幾項都是相對容易的步驟，下面談談一個比較深刻的問題，也就是市場經濟和社會正義之間的抉擇。市場經濟靠的是自由，社會正義的真諦則在公平，而自由和公平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是原始社會幾百萬年下來演化進人類基因裡的，民主和法治反而只是近代發明出來的人為方法和體制。可是市場經濟上了規模之後就有資本的累積，資本累積到一定程度，錢滾錢的速度必然會遠超過任何勞動所能期待的回報，這就造成自由與公平之間的先天矛盾。歐洲是工業革命先進地區，對這個矛盾有近兩百年的審議熟思，但是每個人在自由和公平之間都有不同的偏愛，所以在政治上仍然形成了連續的譜系，我們把偏愛自由的叫右派，偏愛公平叫左派。

如果左派和右派之間純粹只是主觀偏好的問題，那麼就和審美一樣不會有客觀的最佳方案，我們也就不能根據理性和邏輯來做進一步的分析。不過還好實際上有一個客觀的標準，超越個人主觀偏好的層次，能讓我們得到方程式的唯一解，這個標準就是整體社會福祉的最大化。很幸運的，絕對自由主義下的資本無限累積（如當代的美國）和絕對一致的均貧共產社會（如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都不是這個解。最佳解是在兩者之間，必須讓資本有創新的自由，能夠創造新財富，但是資本累積之後，不能靠簡單的金融手段不勞而獲，剝削大眾勞動的意願。這才是真正能長期推進高速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正是因為資本不可能自願接受限制，所以我以前一再提起，只有一個強力的政府和有效的官僚系統，才能確保最佳的平衡。

有讀者曾提到好資本和壞資本之分，其實資本永遠只尋求最大的風險調整後收益（Risk-Adjusted Return），沒有好壞的分別，真正的好壞在資本利得的方式。能在自己國家裡推動產業升級的投資，其回報就是好的；純粹搜刮勞動大眾財富，或甚至是為將來在國外做寓公做準備的，就是不好的。這對中國這種在環境污染等生活品質上還遠不如歐美的開發中國家，尤其重要。那麼哪些資本利得是“純粹搜刮勞動大眾財富”的呢？我認為最普遍和嚴重的就是房地產所得，而針對這類不勞而獲的解決方案只有重稅。不但房租的稅率應該在50%以上，開發商和投機者也應該付出重稅。要分辨資本利得和自住房產增值其實很簡單，只要是產權過期不到五年的就應該面臨更高的稅率。以往中共的地方政府靠變賣地產籌錢，地產商不但是不勞而獲，而且是官商勾結的典型、貪腐的主要管道。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將要向已開發世界邁進，如果再不改革，就會步美國的後塵，產生尾大不掉的寄生性資本力量。美國還有美元霸權可以向世界榨出幾年的GDP，中國可沒有那個選項。

另一個搜刮勞動大眾財富的重要管道是股市。表面上大股東是投資創新的典範，實際上股市的定價受國際金融寬鬆程度、民氣的潮流、政府的金融政策和其他市場的自然波動等影響都極大，企業本身的創新和營利能力反而是決定股價的次要因素。這次A股的股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或許外資銀行有做空的企圖，但是真正打壓股價的主要力量必然是大股東逢高脫手，成了違反大眾利益的典型例子。再加上這些大股東都有內線消息，他們的賣股先天上就有很高的剝削成分，所以必須有所治理。幸好在鼓勵投資創新和避免剝削小民之間有一個魚與熊掌兩者可以兼得的好辦法，就是對一切自上市公司直接取得的股票（亦即不是在公開股市買來的）要求其賣價與出脫後一年之內的股市最低價的價差，以90%或甚至100%的稅率徵收回國庫，如此一來，資本家仍然可以得到投資創新所創造的長期回報，但是股市天然短期波動所造成的不勞而獲的果實也能回歸社會大眾。

在公開的股票交易方面，美國銀行界和對衝基金都是製造波動、混水摸魚的專家（很不好意思，我自己退休以前就是這行的專家之一）。如果中共不想讓這些國際資本或者他們的中國模仿者剝削小投資人，那麼就必須有針對性的策略。我的建議是任何持股不到3個月的所得依70%課資本利得稅，3到12個月的依50%課稅，1年以上的則課30%。為了避免最新的自動化交易程式（Program Trading，這是我本行裡的本行）剝削大眾，一方面應該課徵0.5%的證卷交易稅（只對賣方徵收），另一方面必須要求任何買單賣單在股市公開一分鐘以上才能取消，否則小投資人還沒有機會看到或對這些單子做反應，自動化交易程式已經挑肥揀瘦了幾千次了。

我所提的有關房地產和股市的新規定和稅收，在美國都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是因為它們的專業性太強而美國財閥對立法機關的控制太深。但是這都為國為民謀福的正道，而且我已經考慮實踐上的可行性，它們都是很容易執行而且很難規避的（例如內線交易是另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但是要正面解決十分困難，還好一般的內線交易都是短線的，如果稅率高達70%，危害就小得多），希望中共當局不要以沒有前例為藉口而輕易忽略了它們。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如此正面挑戰資本家不合理利益的政府，如果能夠在這方面有所創新，不但會成為中國崛起的又一動力，也會為其他的國家做為模範，使世界更多的人口能擺脫貧富不均的枷鎖。我曾說過，我認為21世紀人類的最大挑戰，不是全球暖化也不是霸權歸屬，而是如何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我在本文所做的建議，是朝正確方向踏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