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體制下的救世主情結

我在前文《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裡，討論了民主政治成功運作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當這些條件不被滿足時，領袖的個人作為是無法直接挽回國運的；必須有極高的政略眼光，先進行政治和社會上體制改革，逐步盡量滿足那些必要條件，然後這位或下一任的英明領袖才能一展所長，將國家帶上正途。

很不幸的，在一般失靈的民主政體下，大部分的選民並不了解前述的道理，以致雖然對政治亂局有共同的失望，對如何改進卻沒有共識，最後往往只能寄全部的希望於新出現的政治明星。而通常這個新明星是因為他具有與已被唾棄的前任剛好相反的特質和個性而被選中的，對撥亂反正所需的步驟和環境並沒有任何概念，也就是沒有真正的適任性，所以失敗就成為必然的，唯一不確定的只是失敗的方式。一但他的失敗成為不能否認的事實，整個過程就兜了一圈回到原地（Come Full Circle）；選民只會再找新的、有相反特質的下一個政治明星。這樣反复的輪迴可以稱為救世主情結。

以台灣的經驗為例：李登輝任用黑金，有摧毀國民黨民意基礎和讓本省籍土豪劣紳取代外省藉幹部的雙重用義，2000年的選舉因此成了選民反黑金、反既有特權的出氣工具，陳水扁恰好有順應潮流的形象，因而當選。但是陳水扁只是一個會耍嘴皮子的律師，對經濟、政治、領導統御都一竅不通，再加上人品上的缺陷，到2008年，選民已經急著找清廉、不油滑的新明星，馬英九恰好有順應潮流的形象，因而當選。但是馬英九只是一個優柔寡斷的鄉愿，對經濟、政治、領導統御都一竅不通，再加上性格上的缺陷，到現在選民已經急著找敢言敢做的新明星，而柯文哲恰好有順應潮流的形象；只是他仍然對經濟、政治、領導統御都一竅不通，所以台灣的民主眼看著只是將要進入下一圈的輪迴。

歐美的民主體制在1970年代起也逐步衰退，選民同樣地忽略了真正的問題所在（財閥摧毀公平競爭、腐蝕平等社會，新的大眾傳播工具和社交科技剝奪了理性討論的空間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等等），而反复地陷入救世主情結（歐巴馬就是典型的救世主）的泥淖。不過我今天寫這個題目並不是消極地炒民主體制的缺陷這盤冷飯；相反地，是因為西方的民主政體的諸多救世主們之中，局然有一個在過去這一年真正展現出我原先沒有預期的智慧、手腕和毅力，而開創出了充滿希望的新局面。我在這個部落格已經多次討論了當代台灣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有讀者開始質問解決之道何在。我還是想不出一個萬全的方案，但是現在至少可以給出一個正面的例子，這就是意大利首相Matteo Renzi。

意大利在西歐工業國家中排名第四，屬於德英法之後的第二梯隊，在政治結構和社會風氣上都差人一截。人民雖然友善並且不懶，但是守法性低、鄉土性重，南部尤其如此，可以說是歐洲版的台灣，連對吃的東西的偏重都很相似。意大利的政壇素來多黨林立，政府和法庭效率很低，特別是在1994年傳媒大亨Silvio Berlusconi憑著手下電視台的扭曲宣傳而當選首相後（當時他也是救世主），還染上了美國式的財團獨霸症。此後Berlusconi上上下下地當了三任首相，雖然有多起貪腐案件和性派對醜聞纏身，還是一直到2011年才因經濟危機而徹底下台，意大利在政治和經濟上因此而經歷了20年的停滯（甚至倒退，例如在法治方面）。

Silvio Berlusconi，不知為什麼，他的微笑總是讓我聯想到一隻鱷魚。

在Berlusconi下台後緊急接任首相的Mario Monti並不是政客，而是未經選舉的特任技術官僚。一但經濟危機緩和之後，他就在2013年的新選舉中讓位給47歲的Enrico Letta。Letta屬於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這是由共產黨和天主教黨在2007年合併而成。共產黨和天主教黨能合併，乍聽之下有些奇怪，實際上有其道理，因為兩者都是關心貧苦民眾的左派政黨。意大利人至少在這件事上能專注在經濟層面，而不是沒有意義的宗教教條（如美國）或國家認同（如烏克蘭和台灣），是他們能有成功救世（Salvation）的原因之一。

Letta雖然不是梟雄級的人物，但也年輕有為，在短短的首相任期裡還算勝任。他只做了不到一年就下台，實在是既生瑜何生亮的尷尬。民主黨剛主政，時年38歲的Florence市長Matteo Renzi（兩個月前我在Florence訪問了民意，他五年市長的口碑確實不錯）就在黨內改革派包括Letta的支持下，獲選黨主席。沒想到他一上任就對Letta進行逼宮，這個少年英雄還真的有極高的政治手腕，兩個月後就繼任首相。隨後他居然能和在野的Berlusconi達成協議，馬上開始基礎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一年下來已接近完成，其間還離間了Berlusconi的右翼政黨，促成它的分裂。他在權術運作上的天分，真不愧是凱撒的傳人。

Matteo Renzi，他對選民誠實，對政治對手狡黠，在政策上兼具戰略眼光和戰術手腕，是不世出的傑出人材。

Renzi的改革是從經濟層面開始的；意大利和很多歐洲國家一樣，工會的勢力太大，使勞動市場僵化，阻礙了產業升級和企業的新陳代謝。Renzi雖然是左派，卻毅然把意大利多年來對開除員工的禁令取消掉（最難的是要他自己民主黨的議員支持這個法案，而他居然做到了），事前事後當然有大規模的反對示威，但是他不在乎。勞工法改革案一通過，他立刻趁勢追擊，提出了教育改革，又是動到即得利益者的蛋糕（這次是教師工會）。不過真正的大手術是憲政改革；意大利的施政一向困難，有憲政上的結構性因素：它有上院和下院，一切法案必須兩院都同意才能算數；在選舉規則上也偏愛小黨，以致永遠都需要聯合政府（即幾個黨臨時結盟）。Renzi看出這是意大利民主制度陷入困局的癥結所在，所以準備取消上院的權力，大幅簡化法案審查程序；同時修改選舉規則，保證最大黨有50%以上的席位，並且取消黨內初選，改由黨主席指派候選人，以消除地方土豪勢力。這個憲法修正案即將面臨表決，如果通過了，它將會是自1958年法國改為第五共和（5th Republic）以來西方民主政體所採行的最大改革，也必定會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模範，我樂觀其成。

不過退一步想，連一個這樣了不起的道道地地的真正救世主，在這些驚天動地的改革之後，所能期望的回報也只是停止一個民主國家下沉的趨勢。這是因為他這些改革只是在民主體制下才顯得驚天動地，在中共的體制中就容易得多了；過去40年裡，中共至少已經有過三次更大的改革（即1980年代鄧小平，1990年代朱鎔基和2010年代習近平）。難怪兩個月前，福山在受訪問時說，同樣英明的皇帝，在中共體制下就比西方成就更大。他的言下之意是同樣混蛋的皇帝，在中共體制下也比西方禍害更深。不過現在國際間的競爭很激烈，而中國有300年的落後要追趕，把賭注下在領袖的英明程度上似乎是很合理的。